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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健康加速数字健康落地,赋予健康城市新的生机

健康 时间:2020-06-26 浏览:
【引言】后疫情时代,数字化的技术创新,为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机。妙健康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健康城市开创了健康网络平台,作为全国多个数字健康城市的承建方及运营

【引言】后疫情时代,数字化的技术创新,为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机。妙健康通过大力发展数字健康城市开创了“健康网络平台”,作为全国多个“数字健康城市”的承建方及运营方,妙健康已经在人工智能、健康大数据领域深耕多年,通过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,逐渐形成“健、医、药、保”健康产业链闭环,实现了区域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。妙健康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做出了优良示范。

一场新冠疫情,似乎给这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,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城市,原本熙攘的人群,交织的车流均已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是空旷而安静的街道和偶尔驶过的防疫工程车辆,人们唯有在黄昏后建筑中亮起的灯光中捕捉城市的一丝生机。

可是所有经历过这次疫情大考的城市和人们,无一例外的感受到了数字时代为城市治理提供的强大助力。从疫情前期打通了信息壁垒,支持公众做好自身防护的“确诊患者同程查询系统”“发热门诊分布地图”等平台;到疫情严控期,支撑城市居民闭户生活的订餐应用等电商平台,支撑企业继续远程办公的“云办公”软件;再到后疫情时代,为了支撑人员跨城市流动及复工、复产、复学的健康码,各城市之间实现健康信息互认,让社会秩序及经济运作重新回归正轨铺平了道路。

这一系列数字化的技术创新,为新时期的健康城市赋予了新的生机,一张数字健康网络正在现代城市钢筋水泥的骨架下蔓延生长开来,成了与城市休戚与共的新的脉息。

《人民日报》最近一篇评论员的文章提到:“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。把健康嵌入城市整体规划,坚持常备不懈,将预防关口前移,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,方能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构筑起一道坚固屏障”。而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问题纳入城市治理各环节中关键一项,就是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健康网络等适宜技术。

以健康码为例,这一适宜技术的广泛应用,不仅是防疫战场的一道有效的防线,也是“健康城市”数字化建设的一个缩影,完美展现出利用数字科技手段支撑城市协同治理的优势,进一步彰显了“政府主导,企业协作,全社会参与体制”下巨大的社会公共效应。

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载体,在不同的时代,总会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。现如今,新发传染病已经一跃成为最大公共安全隐患,一座健康的城市应该具备哪些要素?各地方政府如何施政,以实现新时期健康城市的建设,来应对新的危机?让我们先追本溯源,从健康城市的前世今生说起。

1、世界健康城市理念起源

从世界范围来看,“健康城市”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,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。1906年,英国出台的《住宅和城市规划法》中首次提到通过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来预防疾病,以弥补工业革命和城镇化加速带来的负面影响,健康城市的种子开始萌芽。

19世纪80年代之前,“健康城市”一直未有明确的定义,现今主流的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(WHO)提出,即“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、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,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,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。”在WHO给出的标准下,加拿大多伦多率先响应开展健康城市建设,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,随后这股健康城市运动热潮逐渐扩散至全球多个国家。

1989年,中国也正式加入到这场国际性运动行列,开始在北京市东城区、上海市嘉定区启动健康城市项目试点,沿袭了WHO的定义但赋予其中国特色。与其他国家不同,中国的健康城市运动通过自上而下的形式,充分发挥出体制优势,把卫生健康放在了城市发展的首位,从而提高建设成效和速度。

2、中国健康城市变迁史

中国现在的健康城市,前身基本都是“卫生城市”,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词并不陌生。卫生城市的创建由来已久,为健康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,而这背后也与一项伟大的“爱国卫生运动”息息相关。

建国后不久,在政府统一号召下,全国兴起了“除四害,讲卫生,消灭疾病,振奋精神,移风易俗,改造国家”的爱国卫生运动。各地卫生防疫专业人员和爱国卫生运动工作者深入基层,结合实际,改善环境卫生面貌。在农村,重点解决“改水、改厕”两个难题,进行卫生科学知识宣传,控制传染病流行。

早期的爱国卫生运动,要求先把城乡卫生健康的基础设施建设好,对预防疾病,保障健康,改善群众生活都发挥了积极作用,搭建出“健康城市”最早的雏形。1990年,国务院批准对全国455个城市进行卫生大检查,最后共有155个城市被评为“卫生城市”,还有23个成为“国家级卫生城市”。

1994年,WHO官员在对中国进行考察后,认为中国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开展健康城市规划运动,于是北京、上海等地率先启动试点工作。2003年SARS爆发以后,各地深刻反思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漏洞,许多城市纷纷自觉自愿地开展健康城市的创建,中国健康城市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。

国务院在2016年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明确了“健康融入万策”的发展思路后,全国爱卫办也公布首批38个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城市,引导卫生城市升级为健康城市。从偏重硬件转向软硬兼重,初步形成基于健康经济、健康文化、健康社会、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的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。

2018年3月,为客观地反映全国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的总体进展情况,全国爱卫办进一步研究制定《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(2018版)》,在上述五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,继续细化出20个二级指标,42个三级指标,涉及空气质量、水质、健身设施、健康养老等多个方面,引导各地因地制宜,精准施策,探索全民健康管理模式,发展健康社区、健康村镇、健康单位等健康“细胞”工程。

在这套评价指标体系下,各地政府明确了发力方向,从时间维度看,2015年至2018年,中国“健康城市”的数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,由26座增加到35座。不过,仍有很多城市处于“亚健康”。

回眸这几十年来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,以及健康城市建设的历程,可以看到其中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深化,具有提高公共卫生水平,提升社会健康素养的深远意义。重要的是,中国始终按照科学原则,以先进医学观念为指引,执行深入基层,增进民生福祉,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健康城市发展之路。

3、健康城市迈上数字台阶

经历这次新冠疫情的洗礼后,又不禁让人重新审视起城市空间,思考新一代的健康城市该怎样建设?笔者认为,应该像开头提及的那样,未来的健康城市将更加关注健康信息的互通互联,有效且精准利用互联网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现代化手段,形成一张强大的“数字健康网络”,实施网格化管理。

实际上,在近几年“互联网+医疗健康”飞速发展的背景下,个别地区已经开始探索更高层次的“数字健康城市”建设,上海、福建厦门、河北邢台等率先推出新型城市健康管理体系,打造新时代的样板。